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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潘功胜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核心理念，深刻回答了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时代背景下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重大命题，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演进，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金融治理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主要聚焦国际货币体系、跨境支付体系、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四个问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谈一些思考和体会。一、推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本质上是国家竞争力的迭代。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并延续至今。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存在内在的不稳定问题。一是当主权货币国自身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发生矛盾时，主权货币国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影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二是主权货币国的财政和金融监管问题、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会以金融风险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因存在上述问题，国际上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越来越多。过去1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这方面的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国际货币的使用中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排名中稳居前三位；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025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2025年4月24日至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等议题，重申支持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期待各国尽快完成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下份额增资的国内批准程序。图为4月25日，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现场。中国人民银行供图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从理论上看，特别提款权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但在实践上，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形成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特别提款权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特别提款权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需要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特别提款权结算机制。二、改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在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在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等发展，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也对全球金融监管和合作提出了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三、健全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已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二是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取向大幅摆动并受过强的政治因素驱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全球金融监管短板。三是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展望未来，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防范与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路径，也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应该继续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四、完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将本国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金融组织之上，过度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够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此外，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金融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应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全球治理倡议的坚定践行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务实开展全球金融治理与合作，持续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8月15日）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为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工作中要做到：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居品质明显提升，绿色转型深入推进，安全基础有力夯实，文化魅力充分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二、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一）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加强城市群内产业链协作，优化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发展壮大现代化都市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同城化发展，建立健全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二）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家批准明确的功能定位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支持超大特大城市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布局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提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三）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支持边境城镇增强稳边固边、人口集聚、安全发展能力。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四）因城施策增强城市发展动力。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齐短板、提高水平。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培育消费新场景。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五）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全面摸清城市房屋、设施、土地等资产资源底数。改造利用老旧厂房、低效楼宇、闲置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房屋，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加强和规范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提高运行效能。优化产权归集、整合、置换和登记政策，盘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六）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对涉及重大安全和基本民生保障的，中央财政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适当补助。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强化中长期信贷供给，发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融资功能，鼓励保险、信托等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加快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七）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优化城市开放环境和服务，营造国际化城市生活空间。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加强人居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影响力。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八）系统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城市环境，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九）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加强系统集成。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城市地下管线管网建设改造，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强化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千兆光网覆盖，优化算力设施建设布局，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管理体系。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城际、城内通勤效率，完善交通枢纽换乘换装设施布局，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十）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加快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医养结合。健全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住房。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兜牢民生底线。五、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十一）推进生产领域节能降碳。实施工业能效、水效提升行动，推广绿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装备。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建立重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建立工业园区集中供能体系，推动废水、余热、固废协同处置全覆盖。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快新型建材研发应用，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十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广节能低碳生活用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和包装用材消耗。持续推进“光盘行动”。深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十三）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健全城市公园和绿道网络体系，建设口袋公园，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推动重点城市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治理。加强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置。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建设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十四）加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建立房屋安全体检、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房屋质量安全保险等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实施城镇预制板房屋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加强群租房整治。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动重要设施、能源、水源等分布式布局，完善抗灾设防标准，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十五）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以及消防安全等为重点，分级、智能、精准管控重大风险源，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信用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结果运用。（十六）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防控救治水平。推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加强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传染病定点医院防治能力建设，构建分级分层分流救治体系。加强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推进多部门、跨城市协同，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联防联控。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十七）增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优化城市防灾减灾空间格局，增加生态屏障、隔离疏散通道，预留防灾救灾弹性空间。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制，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加强“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总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推进应急抢险救灾装备及物资前置储备。七、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十八）推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加强对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保护，完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健全城市文化遗产普查调查制度，开展老城及其历史街区专项调查。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推动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整体保护，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依托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结合实际开展文化展示、特色商业、休闲体验等。加强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十九）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彰显中国气质、中国风范。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推动实现功能复合、密度适中、高低错落、蓝绿交织。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提升审美品位。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加强建筑设计管理，推动城市建筑更好体现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不得大规模迁移砍伐树木、滥建文化地标、随意更改老地名。（二十）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塑造彰显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的城市精神。创新拓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根据实际需要完善城市文化设施。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创新动漫、影视、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业态，推动文化与旅游、科技、体育等融合发展。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二十一）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建立健全城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城市管理与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领域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科学确定执法人员配备比例标准，保障必要工作条件。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拓宽新就业群体参与渠道。（二十二）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高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和多场景应用，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和数字化建设。完善网格化治理机制，推进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整治提升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环境。（二十三）加强城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推动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用好市民服务热线，完善群众诉求响应办理机制。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加强超大社区等特殊区域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好村（居）法律顾问队伍作用。健全社会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风险动态监测预警能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严密防范个人极端事件。九、加强组织实施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提高领导干部城市工作能力。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增强政策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培养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各类专业人才，打造城市领域高端智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强化协同配合，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导。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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